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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文化与古巴文化

【时间:2017-10-17 10:47:58】【来源:巴中新闻网】【编辑:刘波】

  一、古蜀文化与巴文化的关联

  文献中和实际中常常提到的巴蜀文化,其实是巴文化和蜀文化的多元总和,但在商周之际,这一区域则只称蜀。巴蜀作为一个地域概念,是战国秦汉时才形成的。

  《尚书·牧誓》记,当时参加伐纣八国有蜀。平王东迁后,特别是战国时期与秦交往较多,之后成为秦地,在统一战争中成为秦对楚作战的前方基地。到了东周战国时代,由于巴蜀两大诸侯国并举,以及四川盆地这一独特的地理形状,人们往往巴蜀并称。实际上,在河南安阳殷墟以及陕西旬邑周原卜辞有关记载中有蜀无巴。因此,我们将这遥远时代的区域文化称之为古蜀文化。

  至于将巴与蜀两种起源不同、类型有异的古代文明合称为巴蜀文化,其主要原因有:一是两地山水相接,导源于同一地理单元,即四川盆地,这是一个大体以广元——雅安——叙永——奉节四地相连而构成的一个菱形、相对封闭的地理单位。巴与蜀曾有过长期同处一个盆地的时期,1997年前的四川省行政区域包括了重庆及三峡的巴文化地区。二是发现时它们已是属于行将消失的晚期阶段。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它们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且当时资料较少,巴蜀地区和中原地区相比,地方特色更浓厚,而将其冠以巴蜀的名称是相对中原地区而言。因此,巴蜀之称是作为一个古老的地域概念保留下来的。

  巴蜀文化随着考古新发现和研究的深入,从巴蜀文化中分出了巴文化和蜀文化。巴文化和蜀文化是两支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它们有各自的分布区和文化渊源。巴文化分布中心是湖北西部的长江沿岸,后逐渐迁至重庆,其渊源是长江三峡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后者则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的川西一带,其渊源是四川盆地西部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安阳殷墟中称作“蜀”的地区,其中心就在成都平原。

  二、古巴蜀文化特质

  (一)以农为本

  种植业及养殖业

  四川地区的稻作农业大约是在商周之际蓬勃发展起来的,家畜养殖业也同时发展起来。商周之际,成都平原大力推行栽培农业,稻作农业尤为发达,史称盛产“膏黍,膏稻,膏菽,膏稷”,战国时成为中国著名的产粮区。先秦四川的畜牧业主要集中在川西北和川西南。从新津宝墩到广汉三星堆,从当时古城的规模和众多的非农业人口,可以推测出那时蜀地的农业生产已非常发达。

  四川地区也是蚕桑之乡。蚕女马头娘的传说、嫘祖的传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蜀地蚕桑业的起源。张骞甚至在现阿富汗地区看到了“蜀布”,两汉关于蜀锦的记述,成都“锦官城“的来历等等,都说明古代蜀地丝绸纺织业的繁荣兴盛。

  酿酒业

  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促进了酿酒业的兴盛。三星堆遗址中就有大量的酒器出土。这些酒器既有陶制的,也有铜质的。据研究,古蜀国的大部分酒同中原地区“汁滓相将”的酒不同,是去掉滓后仅饮汁的低度发酵酒。战国时期蜀人庙堂祭祀用的酒称为“醴”,是一种仅发酵一宿便取用、酒汁清淡、连滓一起食用的浊酒。商周到战国时期,蜀人的酒器在各个考古遗址中都占有相当的比例。

  农田水利

  成都平原是由岷江等河流冲积而成的扇形平原,但极易遭受水害,从远古时代起开始了最早的水利事业。春秋时,开明治水,凿玉垒山,分引岷江水入沱江,减轻岷江山洪暴发对成都平原的危害,促进了成都平原稻作农业的发展和繁荣。

  农田水利的物质要素,一是水源,二是输排水沟。从杜宇时代就开始治水理水,最大的引水工程就是都江堰,还有洛水堰、绵水堰、文井江堰等。这样从岷江到沱江水系的上游,都有了一系列的引水工程。这些工程,基本上都是一种统一的模式——在河流从山区流向平原的关口上,用竹笼装卵石所制成的简易的“邛笼”?把水截住,然后分为几股,让水流服从人的意识,流进大大小小的灌溉渠道中。

  在蜀地,人们还利用千坑万池来蓄水,如池塘、水田等,水田实际上就是一种小型的蓄水设施。

  (二)礼制为主的非实用手工业

  青铜业

  学术界认为,中国青铜器时代从公元前两千年左右形成,经夏商周和春秋,大约历时十五个世纪。在商晚期和西周早期,青铜的冶炼铸造业作为生产力发展的标志而达到高峰。有学者将我国青铜器时代分为五期:夏商之际为滥觞期,商末周初为鼎盛期,周朝中期以春秋中叶到战国末年分别为颓败期、中兴期、衰落期。

  古巴蜀青铜文化相当辉煌。商代中叶,古蜀国就已进入灿烂的青铜时代,三星堆是青铜成熟时期在长江上游古蜀地区的杰出代表。其出土的轰动世界的青铜造像群和众多精美的青铜器物,不仅向我们展示了这个时期古蜀青铜文明的灿烂辉煌,同时也显示了科技工艺的高度发达。

  黄金业

  巴蜀是最早开采和使用黄金的地区之一。据《华阳国志》载,绵阳一带“出金银矿,洗取,火融合之为金、银”,而广元昭化一带“有金银矿,民今岁岁洗取之”,梓潼县“土地出金银”。此外,岷江、沱江、大渡河、金沙江、雅砻江亦出产砂金。

  早在殷商时期,蜀人就熟练地掌握了黄金的加工制作技术,制作出了美妙绝伦的金杖、黄金面罩、多种黄金动物图形和装饰品等。这些黄金制品,不仅显示了高超的加工制作工艺,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

  玉石业

  古巴蜀的玉石器物相当精致。三星堆不仅出土了大量的玉石器,还在遗址中发现了玉石器作坊遗迹。这些玉石器不仅种类繁多,而且制作工艺相当高超,无论选料、切割、琢制、钻孔、雕刻、研磨、抛光等,都有着相当的经验。众多玉石器大多数都是与古巴蜀祭祀活动有关的礼器,如玉璋、玉琮、玉璧、玉环、玉瑗之类。

  ◎(三)盛行神权巫术

  巴蜀有着悠久而丰富的神话、传说和传奇。神话有自然神话和社会神话两类。自然神话主要与异形怪兽、异形植物等内容有关,社会神话则包括民族起源、迁徙、战争和英雄神话等内容。蜀王蚕丛、杜宇和开明,在川西平原的起源神话中,占有重要而突出的地位。

  ◎(四)特有的服饰文化

  通过对三星堆等一系列成都平原考古地区出土的造像分析,古蜀人的服饰文化在形式上和内容上都极其丰富多彩:不仅有形式多样的冠帽和头饰,而且有华丽的衣裳和多种材料样式的服装,还有耳饰、手镯、足镯、项链之类的装饰物。蚕桑和蜀族有着悠久的密切关系,黄帝元妃西陵女螺祖被后世尊崇为“先蚕”,“蚕女”马头娘的传说也起源于蜀地。

  汉武帝时张骞至西域,已见邛杖和蜀布。左思《蜀都赋》中有“黄润比筒”之说,《华阳国志》记载“安汉上下,朱邑出好麻,黄润细布,有羌筒盛”。这种黄润细布就是蜀中特产的一种细麻布,亦称蜀布,著名全国,并远销国外。

  三、繁荣的地域文化

  ◎(一)城市与商业

  川西平原发达的经济,促进了古蜀国早期城市的形成和发展。商代的蜀都,面积达到2.6平方千米,人口约8万。蜀都外高墙围绕,城内的祭祀区、宫殿区、生活区、作坊区井然有序。成都也是商代发展起来的一座早期城市,建有宫殿区、作坊区、生活区和礼仪中心。春秋战国时代,成都的商业得到空前发展,形成若干市场,还出现了青羊肆等以类划分的市肆。开明王朝建都成都后,成都的商业更趋繁荣,人口达到20多万,成为长江上游最大的都市。

  (二)古蜀的交通

  城市的发展,盆地水道的众多,形成了古蜀纵横交错的水路,长江水系诸如岷江、涪江、嘉陵江、青衣江、大渡河为蜀地的内外交通提供了舟楫之利。从成都西出江原(今崇州)、临邛(今邛崃),南出南安(今乐山)、严道(今荥经),北出什邡,东出广汉的陆路交通也都四通八达。

  出蜀的陆路北有褒斜道,南有牦牛道,为北上中原、南下南中提供了便利。由成都经凉山地区达于云南而后入缅、印的“蜀身毒道”,开辟于商周时代。蜀人通过这条古道,出入往来于缅、印地区,在早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这条古道,便是后来所称的“南方丝绸之路”。

  (三)古蜀的文艺哲学及科学

  发达的物质文明促成了精神文明的发展和进步。蜀人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分支。古蜀人语言被中原人称为“左言”,与华语不同。蜀在商周时代即发明了象形文字,这类文字常被蜀人刻在青铜兵器上。

  古蜀艺术丰富多彩,绚丽夺目。商代蜀人有大型青铜雕像群,造型奇丽,巧夺天工。古蜀的青铜器艺术以各种深浅浮雕、浅刻、嵌错金银丝为特色,纹饰繁缛华丽,动物图像栩栩如生,在中国古代雕塑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蜀中哲学较早受到道家的影响。老子所著《道德经》,在春秋末叶传入蜀地,对川西平原道学的兴起起到了启蒙作用,并最终促成了道教在蜀地的诞生。

  科学主要体现为各种物质文化形式和制作技术,如金属工艺技术、制玉术、酿造术、建筑术,以及力学、几何学、算学、天文星象学等。遗憾的是,古蜀的这些科学技术均未以文献形式流传下来。

  (据《四川文史》)

  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访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兴茂

  人物档案

  周兴茂,重庆邮电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民族学会影视人类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文艺理论家协会会员。先后在《中国社会科学》、《中国教育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持并完成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重大科研项目5项,主编高校教材5部,出版个人专著2部。

  周兴茂长期从事巴文化研究,他认为,巴人是诞生并聚居于巴地的原住民,是因为其中较大一支的图腾是龙蛇而得名;巴国是巴人创立的古国与方国,巴文化是巴人在自身的民族繁衍、发祥的历史进程中,在巴地高山大川的自然基础上创立,并与汉文化、楚文化、蜀文化等融合而成的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区域文化形态,既是一种山地文化,又是古代巴人及其巴属领地进步和开发状态的标志。

  巴文化体现了一种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融合统一的人文精神,崇力尚勇是其基本的民族天性,它使巴人始终具有不畏艰难险阻、不畏强暴、勇于斗争、勇于反抗压迫、强健剽悍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犹如一根红线,始终维系着巴人的生存和发展。

  巴文化是典型的西南山地文化,它应该与我国的北方游牧文化、以山东泰山为中心的海岱文化、东南沿海的工商文化、中原的农耕文化等并列,成为整个中华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处于祖国西南山地的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的发展史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巴人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巴文字是中华文字的重要源头之一;巴人及其后裔在中华民族的统一和独立中作出过杰出贡献。研究巴文化及其在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实施文化强国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近日,本报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记者:为什么说巴人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

  周兴茂:从考古情况看,巴人活动区域发现的远古人类有早期猿人、早期智人、晚期智人,还有其近亲巨猿、南方古猿等,说明了很早以前就是人类的重要活动场所,也是我们今天探究早期人类活动奥秘的重要区域。这一区域有茂密的森林、大片的竹林和草原盆地,这里雨水充沛、阳光充足,温度在-10℃——+30℃之间,属亚热带山地气候,温暖而湿润。充足的动植物资源和适宜的气候条件,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也许就是人类的摇篮和古猿迈向人类的起点之一,也许能够揭开早期人类活动的奥秘。

  但是,由于远古人类的材料发现太少,缺环太多,各个时期、各个地区远古人类的特征无法确定。他们的后裔到底是谁?是后来的巴人吗?可以肯定的说明巴人先民是中华民族的源头之一。并且,他们不断地扩展着自己的文化圈,在东至洪湖、南到洞庭、西到重庆以及四川盆地、北到汉中这一广阔的区域都洒下了文化的种子。到原始社会末期,即大约距今4000——5000年,巴民族和巴文化产生了。

  根据文献记载,廪君应该是巴人的第一个君王,很可能廪君既是巴人原始时代的掘墓人和结束者,又是巴人奴隶制时代的开创者,他无愧为一位承前启后的巴人的伟大先驱。

  记者:为什么说巴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呢?

  周兴茂:根据人类学中著名的“文化圈”理论,在中华文化这个大文化圈里,还包含若干较小的文化圈。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将我国的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区系,即: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以鄱阳湖和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大致划分的六大区系,实际上,这六大区系中还包含若干更小的文化圈。从这六大区系的不同人群来看,虽然他们都具有中华文化的基本人文精神,但实际上,不同区系的人们又是存在差异的。如北方人豪爽、耿直,充分体现了游牧文化的特色;山东人义气、厚重、沉稳,充分体现了海岱文化与正统儒家文化的特色;中原人敦厚、朴实、练达,充分体现了农耕文化的特色;东南沿海和南方人细腻、精明,充分体现了工商文化的特色;西南处于我国地缘的一级台阶之上,其文化类型属于山地文化,这是一种较为独特的文化类型,因此,居于西南山地的人崇力、淳朴,必然就会体现出山地文化的特色。

  从中华文化的这六大区系来看,实际上就是六大文化类型,如果我们把整个东南、南方统一起来看,就是五大文化类型,即:游牧文化、海岱文化、农耕文化、工商文化、山地文化。并且,这六大文化区系(五大文化类型)以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为核心,当时的中原农耕文化无疑是最强大的文化,它具有相当强大的凝聚力或引力,有充分的能量把其他文化吸引过来,并与之形成一体;而其他文化类型也具有主动与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融合的趋势。所以,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不断地凝聚,最终形成为以中原汉民族的农耕文化为核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格局。这种中华文化融合的过程,有一种“四方来贺”的味道,它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引力造成的结果。牛顿揭示了万有引力定律,实际上在文化中也存在一种文化引力定律,一定时代一定区域的强势文化,必然要把其他较为弱势的文化吸引过来,并最终形成为一种更大更强的文化系统。中华文化区系的五大文化类型之所以能最终融为一体,恐怕有几点原因是必须注意的:一是中国这种特殊的大陆型地理结构,为多元文化的融合奠定了良好的自然基础;二是中原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强大,产生了巨大的引力;三是其他文化类型具有自觉的向心力,正是这些原因的综合才形成为一种强大的合力,最终成就了中华文化连绵5000年而不中断的辉煌。

  记者:如何理解巴文化的核心文化形态呢?

  周兴茂:在西南山地文化中,巴文化又是其核心的文化形态。实际上,早在周武王伐纣胜利之时到春秋战国,巴人就建立起了称雄西南的奴隶制政权“巴子国”,疆域“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及黔涪”,进入“七国称王,巴亦称王”的强盛时代,巴曾一度与楚抗衡。巴文化就是世代聚居于古代巴属领地的巴人,在自身的民族繁衍、发祥的历史进程中,创立并与汉文化、楚文化、蜀文化等融合而成的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区域文化形态,它是古代巴人及其巴属领地开发和进步状态的标志。显然,巴文化赖以产生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属于西南山地区系,其文化类型也必然属于山地文化,这是巴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一方面,巴人所处自然环境的特征必然会深深地植根于巴人的体质及其心理结构之中,因此,由巴人创立的巴文化必然会具有山地特色。虽然在文化的生成机制中,自然环境不能起决定作用,但自然环境毕竟是文化的生成依托,也是该文化的制约因素,同时还是该文化的加工对象。

  所以,大凡一种文化的生成,必然深深地打上自然的烙印,必然表现出其自然的属性和特征。整个巴属领地都是高山大川,而世世代代生息繁衍在这一地区的巴人,堪称是地地道道的山地民族,山地是他们聚居地的根本特征。巴人居住在山、耕种在山、烧伐在山、吃喝在山、交往在山。山,既是巴人的宝库和生成依托,又是巴人面临的十分险恶的自然环境,它给巴人带来了生活和发展的艰辛。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巴文化形成的社会因素,巴人长期延续着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与渔猎采集的生产方式,巴国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无数次的战争洗礼,巴人既是堪与蒙古人比拟的能征善战的民族,又曾经遭到历代王朝的残酷镇压和围剿,这些必然会成为巴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社会基础。

  属于山地文化的巴文化,有其自身独特的结构。首先是观念文化,其核心是价值观或人文精神。巴人以“良心”为其根本出发点,良心是其人性本体,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崇力尚勇”和“淳朴憨直”的阳与阴、刚与柔的二元人文精神结构,并且,这两个方面形成互补,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巧妙融合,刚柔相济,阴阳和合。所谓“崇力尚勇”,就是特别崇尚实力,天性劲勇,注重竞争,它的极端形式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从巴人的发展历史来看,崇力尚勇堪称民族之天性,它充分体现了巴人阳刚之气的基本人文精神。

  所谓“淳朴憨直”,即天性淳朴,朴拙淳直,毫无虚华,甚至“直”到近乎于“憨”了。这种人文精神体现了巴人的阴柔之美,它深深地带有原始社会的历史及其所处地理环境的痕迹。虽然崇力尚勇和淳朴憨直阴阳贯通、相辅相成,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方面,可能最终还是以阳为主,可以说,巴人根本的价值观和人文精神是崇力尚勇,而淳朴憨直则略显次之。这就是当人们希望积极进取时,往往就会高喊“雄起”,只不过是在自强不息、崇力尚勇中透出野性;而当人们希望稳妥安详时,就会想到“悠着点”,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淳朴憨直”的体现。

  其次是物质文化,这是指巴人加工自然环境和物质资料以满足自身各方面需要的产物以及加工工具等全部物质构成的总和,如建筑中的吊脚楼;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饮食中的辣椒、蕨巴、腊肉等;服饰、西兰卡普;虎鈕錞于等,这些都是具有鲜明特色的巴文化中的物质文化。

  再次是制度文化,这是指整个社会的组织构成及其协调机制,主要包括巴人的社会组织、语言和风俗习惯等。从社会组织看,主要是巴人古国和方国的社会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等。应该说,这既是巴文化中制度文化研究的重点,也是其研究的薄弱环节。从语言看,巴人的语言基本消失,因此给研究造成了困难;从习俗看,巴人的习俗主要表现在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婴儿诞生、婚嫁、老人寿辰、死亡等方面。

  总体来看,巴文化体现了一种阳刚之气与阴柔之美融合统一的人文精神,但崇力尚勇是其基本的民族天性,它使巴人始终具有不畏艰难险阻、不畏强暴、勇于斗争、勇于反抗压迫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犹如一根红线,始终维系着巴人的生存和发展。

  巴文化 我们共同的基因文化

  一、巴中是巴文化的故里,巴文化是巴中的基因文化,它是与楚文化、秦文化、蜀文化并列的远古文化

  巴中文化传承上以巴文化为主,巴文化是在融入了中原的秦文化和楚文化后,最后成了我们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巴中先民属于古巴国丹阳巴人 古巴国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氏族王国。巴蜀研究会张秀研究证明,巴人发源在秭归和江陵之间的丹山,巴中先民属于丹阳巴人,是经汉中通过“米仓道”逐渐迁徙过来,然后建立了古巴国,而重庆“巴县”江州叫“巴子国”,是两支巴人。巴中和巴州在唐代以前是通用的,唐诗中例子比比皆是,更早如《三国志》中张鲁败溃巴中,张飞于巴州智擒严颜等史实也足以证明。“巴国”和“巴子国”是两个概念,古巴国得名比巴子国还要早一些,大约在夏代末期建国。武王伐纣中的“巴渝舞”也不是指重庆(渝),而是阆中的渝水(当时阆中属于古巴国)。“巴渝舞”中的“巴”和“渝”是指阆中的渝水和巴中的古巴国,与重庆没有任何关系,这些都能从资料和历史考证出来。

  (二)巴文化是巴中区域文化的母体 巴中在巴文化区,巴文化是一种远古文化,它后来被强大优秀的汉文化吸引和同化,成为了华夏文化的同体,巴文化的文化特质在今天的巴中人身上似乎感受不深。这给巴中开发巴文化带来了一个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上的困惑,也给一些人认识观念上带来了障碍。实际上,巴文化是巴中历史文化发育、生长的母体,它是巴中文化的根,在这棵“老树”上后来又生长发育了米仓古道(盛唐石窟、巴山背二哥)文化、红色文化、名人文化等繁茂枝叶。多年来,因为巴文化考古遗存不清晰的原因,很多人对巴文化能否作为核心文化做大做强感到怀疑,缺乏巴中的巴文化自信。这是一个需要辩证看待的概念,文化产业的开发可以进行移植和借用,美国借用“熊猫”和“花木兰”成功做好文化产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在同为巴文化的区域,别人没有做起来的,如果我们可以借势抢先一步,占领“巴文化”开发的高地,这是文化发展的一个策略。认清巴中在巴文化发展上的优势和劣势,走差异化和特色化发展之路,巴中的任务主要在于突出特色,做强优势。

  (三)巴中是巴文化资源丰富的积淀区 巴中是巴文化资源丰富的积淀区,是巴文化的核心传承区,是以巴文化为先导,巴蜀文化融汇的多元聚居区。巴中的巴文化资源非常富足,是巴文化的核心传承区,也是以巴文化为主,巴蜀文化的融汇地带,巴人在山区以渔业文化为主,所以说巴人豪放、豪迈、大气、勇武,而蜀人以平原为主,是农耕文化,带有一种休闲、安逸、安闲、祥和,还有一种小农的经济意识。巴蜀文化的差异就在这儿。

  巴人源流和巴文化考辨

  在中国民族发展的早期历史上,巴和蜀一样,是一支活跃在中国西南地区的重要民族,但由于巴和蜀民族当自己的民族文字还未形成系统、当自己的民族发生历史还未及产生书面记录需求或未及实施书面记录时,早在秦汉时期就已被中原汉民族所融合和同化,故其民族的早期原生史在华夏汉族先秦时期的正史记载中大多被忽略,而被散录于其他古文献中的早期巴族事迹,或片言只语、语焉不详,或怪异离奇、传闻追述。这种状况,自然也形成了研究者对有限古文献取舍不一和游弋无定的空间,并直接造成了目前学术界对巴人族源的来龙去脉探索依然迷雾缭绕呈现多种不同论定观点的格局。

  从20世纪30年代巴史的近代研究开始,迄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70多年来,从历史学、人类民族学和考古学研究巴史的论著可谓成千上万,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者。①本文无意对以往的巴史或巴文化研究成果的得失作一评头品足,只是企图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一些笔者倾向性的梳理,仁者见仁,作者见智,抛砖引玉,冀望在21世纪巴史和巴文化研究中,能籍助三峡考古新获的珍贵出土资料,在所有致力巴人历史和考古学文化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下,釐清文献记载的一些迷雾,获得一个更接近历史原貌的突破。

  一.巴人源流考辨

  有关对巴人源流研究产生分歧意见的原因,事实上都是基于对有关文献记载内容的理解和解释不同而造成的。研究巴人历史所本的主要早期文献著作有《山海经》、《左传》、《世本》、《华阳国志·巴志》、《水经注》和《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等书。

  根据对文献的不同理解和解释,目前学术界至少在巴名字的来源、巴字的含义、巴族的起源、巴国的出现、巴人早期的活动区域等等问题上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因篇幅关系,在此就不一一赘述。这些不同的学术争鸣无疑对深入探索巴人的渊源流变史具有重要的裨益。

  最早记载巴人事迹的古文献是《山海经》。

  《山海经·海内经》说:“西南有巴国,大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

  《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南有巴国,有黑蛇,青首,食象”。

  《山海经·海内南经》说:“夏后启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请生,居山上,在丹山西,丹山在丹阳南,丹阳,居属也。”

  《今本竹书纪年》也有:“(帝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涖讼”的记录。与《山海经·海内南经》的记述如出一辙。

  后代学者在注解前述记载时或认为丹山西,即今重庆巫山县境的巫山。②

  至于巴人“廪君”,在《山海经》中并没有见到直接的记录。

  《山海经·大荒南经》说:“有臷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臷处。是谓巫臷民。巫臷民盼姓,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樯,食也。爰歌舞之鸟,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爱处,百谷所聚”,或认为“巫臷”即“巫蜒”,就是秦末汉初学者著述的《世本》中的:“廩君之先,出自巫蜒”的“巫蜒”。③

  《世本》是目前持巴人源于鄂西观点的最早和最主要的文献依据。

  目前流传下来的的《世本》辑本或辑补本有多种,各种辑本都有对“廪君”的记述,尽管记述的详略程度和表述的语句不尽一至,但主体内容是基本一致的。

  《世本卷七下·氏姓篇下·姓无考诸氏(清秦嘉谟辑补本)》:“廪君之先,故出巫蜒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曋氏、相氏、郑氏,皆出于五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廪君名曰务相,姓巴氏。与樊氏、曋氏、相氏、郑氏,凡五姓,俱出皆争神,乃共掷剑于石,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雕文画之,而浮水中,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惟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辙来取宿,旦即化飞蟲,与诸蟲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不知东西所向七日七夜,使人操青缕以遗盐神曰:‘缨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而缨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世尚秦女”。

  《世本·下·侯国氏姓(雷学淇校辑本)》说:“巴郡蛮本有五姓。廪君之先,故出巫蜒也。廪君,名务相,姓巴氏。与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山有二穴,其一色赤,其一色黑,如丹漆状。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生于黑穴。五姓未有君长,俱事鬼神,皆登呼躧穴屋,掷剑刺之,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能中之,众皆叹。又各令以土为船,雕文画之,而浮于水内,约船浮者,神以为君。他姓船不能浮,独廪君船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阳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莫辙来取宿,旦即化为蟲,与诸蟲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十余日,廪君思其便,操青缕以遗盐神曰:‘婴此即相宜,云与女俱生,宜将去’,盐神受缕而婴之,廪君即立阳石上,应青缕而射之,中盐神,盐神死,天乃大开,廪君于是君乎夷城。”

  上述文献中见到的早期巴人史迹(夏商西周时期)记录,均属于传说史而非实录史。故据此考证巴人的早期历史本身就存在着较高的不确定性和难确定性。

  相对而言,晚期巴人史迹(东周时期)的文献记录(如《左传》等),多属实录史,有较强的可信度。

  廪君种巴人的史迹记载最早源于西汉时期《世本》的传闻述说中,依据这种传说口吻,汉晋南北朝时期及其后的文献又不同程度地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从而演绎出一个近似神话式的巴人起源故事。但从《山海经》中不见“廪君”的记述和《世本》中出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的语句等现象分析,“廪君”巴人集团的历史发展传说即便接近事实,他们恐怕也不能完全等同于《山海经》中的“巴国”或“巴人”。因此,我们认为廪君种巴人不是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巴族集团,而应是巴人后期发展的支流或旁系。

  三峡重庆库区不仅是文献传说巴人活动最频繁的地区,而且更是考古发掘发现巴人遗迹最丰富的地区。依据近年来逐渐积累的考古发掘资料分析,笔者认为巴人早期的中心活动区域还是以今重庆库区为主,至少在从早期到晚期之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巴人是以今重庆库区为发源和发展的根据地的。

  据零散的文献记录,目前所知巴人最早出现的时代应是夏商时期。前列的《山海经》记录,如果所记不谬,则在夏启立国初期巴国或巴方已出现。一些学者认为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巴方”、“巴甸”之名,其地域就在今汉水、丹江之间,这些巴人在殷武丁时期就曾与殷王朝发生过较大的战斗。但大多数研究者没有接纳这种提法,认为迄今为止甲骨、金文中所谓的“巴”字,均属于一种误释。但从《左传·昭九年》:“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周)南土也”和《华阳国志·巴志》:“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等记述看,殷商时期巴的存在应无问题。上述文献线索,为判断夏商时期巴人或巴国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夏商时期以前生活在古巴人中心活动区域中的原始先民,与夏商时期形成的巴族有否族源联系?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和需作重点探索的学术问题。但不管研究的结论是有或否,笔者以为两者都是有区别的,不能笼统地称之为巴人。巴就是巴,巴应该是指因聚多个小族建立起大族或立国称侯的巴。巴人或巴族的概念不应是原始氏族的概念,而应是早期民族的概念。

  二.考古学的巴文化考辨

  巴文化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40年代,其动因与“巴蜀铜器”的出土直接相关。

  20世纪50年代,以船棺葬在重庆地区的考古发掘出土为契机,学术界正式拉起了巴文化考古学研究的序幕。

  从50年代迄今,立足于考古材料的巴文化研究蔚然成风,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成果,为21世纪深入研究巴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④

  但在既往的研究中,不可否认还存在一些对巴文化的涵义界定、时代限定和文化甄别等含混不清或稍欠严谨的问题。

  新中国的考古学成果,为巴文化的研究开辟了广阔的天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伟大的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上马的三峡考古发掘,更为巴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史无前例的好机会和好条件。

  三峡考古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古代巴地域的考古,因为在长达600多公里的三峡库区中,基本上都是属于古代巴文化活动的区域。

  迄今止在持续时间已长达十年的三峡库区考古中,已积累了一大批重要的巴文化考古资料,这些资料无疑对今后巴文化的深入研究具有不可估量或难以估量的学术价值。

  目前在三峡地区的所获的考古资料,可谓时代早晚俱全,从史前时期到明清时期几乎所有的时代环节都没有缺失,文化内涵丰富多彩且不乏精品佳作。

  如何正确利用和消化这些宝贵的考古资料,发掘这些资料的深层价值,使学术研究不断严谨化和科学规范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学术任务。

  考古学的巴文化是指巴族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域范围内创造的物质文化,他们本身应有其时空范围的因素制约。但在目前对三峡库区巴文化的研究中,出现了一些对巴文化上限时间无限延长的倾向,即将一些史前期的文化亦列入早期巴文化行列,笔者以为此举实不可取,因为史前期巴地域的文化不等于巴文化,也不应该称为“巴文化”,应遵循史前考古学文化命名规则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命名为宜。考古学的巴文化其时代上限应界定在国家制度出现的夏商时期,下限或以秦一统之前的东周末年为宜。秦汉时期的巴地区文化,事实上已是中原汉文化中带巴地域色彩的文化融合体,也不属于我们前述界定的巴文化范畴。

  三.小议三峡库区考古发掘的巴文化遗址

  在近十年的三峡库区文物抢救发掘中,目前已发现发掘并确认出一大批从夏商时期直到东周时期的巴文化遗址。

  夏商时期文化遗存在三峡库区的发现分布一直是学术界格外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发现和发掘的重要遗址分别有湖北库区的宜昌杨家湾、中堡岛、秭归长府沱、官庄坪、巴东官渡口和重庆库区的巫山琵琶洲、江东嘴、奉节新浦、云阳李家坝、东洋子、万县安全墓地、中坝子、忠县哨棚嘴和中坝等等。

  夏商时期三峡库区的文化发展,普遍呈现出巴蜀文化色彩偏浓、楚文化色彩较淡的趋势,这可能与巴蜀鼎盛时期的势力范围直接相关。此时期库区内的考古学文化,与川西成都一带发现的巴蜀文化遗址内涵特征基本雷同,两者当存在直接的传承或影响关系。此外,中原地区夏商文化对库区文化的影响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三峡库区近年来发现和发掘的西周文化时期遗存较多,重要遗址主要有湖北库区的秭归大沙坝、巴东雷家坪、重庆库区的巫山双堰塘、跳石、云阳李家坝、忠县瓦渣地、丰都石地坝和涪陵蔺市、镇安、石沱等等遗址。三峡库区的西周时期文化,除均带有中原文化影响的因素外,一般而言,湖北库区范围内的西周文化表现出较浓的楚文化色彩,而重庆库区范围内的西周遗存则表现出较浓的巴文化味道。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巫山双堰塘西周遗址发现大量的包足鬲,有倾向认为这是巫山地区在地理上与鄂西毗邻直接受楚文化影响的结果,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客观而言,双堰塘西周陶鬲的形态与“楚式鬲”有明显的区别,“楚式鬲”实际上是一种中原铜鬲文化与楚地陶器文化结合的产物,而双堰塘陶鬲则明显属于中原铜鬲文化与巴地陶器文化结合的产物,它们应是目前峡区考古揭示年代最早的“巴式鬲”。关于“巴式鬲”和“楚式鬲”的问题笔者将作另文探讨,在此恕不多谈。

  东周文化遗存在三峡库区的分布发现一直享有盛名。近年来发现和发掘的重要遗址分别有湖北库区的宜昌杨家湾遗址、秭归柳林啧和重庆库区的巫山刘家坝、蓝家寨、巫溪和坪、庙溪、奉节新浦、老油坊、云阳李家坝、忠县崖脚(半边街)、瓦渣地、中坝、涪陵小田溪等等。

  三峡库区东周时期的文化基本与中原文化并轨,湖北库区或残留有楚文化的特点,而重庆库区亦或多或少见到巴文化的痕迹。

  由于科学发掘遗址数量的骤增,三峡库区的夏商西周文化的面目和分布特点等亦逐渐清晰。从宏观上看,包括湖北、重庆在内的整个三峡库区的夏商西周考古学文化面貌较为一致,其文化内涵的风格特点多具浓厚巴蜀色彩,与川西同时期文化明显雷同,两者当有较直接的渊源发展关系。此外,库区的夏商西周考古文化又多多少少可以看到中原和楚地夏商西周文化的影子,两者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或影响当不言而喻。另外,重庆巫山双堰塘、云阳李家坝等西周遗址的宏大规模和丰富的出土遗物,暗示了重庆库区西周时期曾存在过大规模的城市聚落,它们为探索重庆库区古代巴人早期的都市聚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实物资料,对揭开古代巴都之迷、复原早期巴人历史则具有重要的、特别的意义。

  注释

  ①林向:《近五十年来巴蜀文化与历史的发现与研究》,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四川成都。

  ②《路史·后记十三》注认为:“丹山之西即孟涂之所埋也。丹山乃今巫山。”《巫山县志卷十七》说:“孟涂祠在县南巫山下”。

  ③董其祥:《巴蜀社会性质初探》,李绍明、林向、徐南洲主编《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四川成都。

  巴中历史考证系列:“巴”名的来源

  要了解巴中,首先要了解巴文化,更要先了解“巴”名的来源。“巴”名来源古今说法不一。古人至少有三种解释:一曰来源于河流的形状,曲折如巴字,二曰出于动物形象,许慎《说文·巴部》:“巴,虫也,或曰象蛇”。三曰来源于植物。

  对于“巴”名来源,今天有的人说“蜀人谓平川为坝”,“巴”、“坝”同音,居于平地而曰“巴”,有的说巴人称石头为“巴”,他们的祖先居石穴,因而为“巴”,还有的说“巴”是“白”的意思,还有的说因为山势险要,走路要爬,爬就是“巴”……

  比较而言,“巴”出自于动物更有说服力。蛇在古代称为虫,而今我市很多地方仍叫蛇为虫。具体说,“巴”是蛇王,又叫“莽”,其体势盘曲,象形字。古代巴人善猎射,勇猛强悍。巴人崇拜先祖图腾“人首蛇身”绘画图象,表明人与蛇之间存在必然联系,他们为了生存和发展,同巨大的虫蛇作不懈的斗争。可以说先有象形“巴”为大蛇之名。而后有斩杀这类大蛇的为民除害的人。而后才有由于血缘关系结合的巴族,而后巴族所居之域,才有巴地、巴山、巴水等名称出现。而后才有巴豆、巴蔓子、巴焦……等等植物名称出现,至于山水形如“巴”字之说可能要更晚些。

  巴人文化之巴山白虎

  巴人中尚有廪君蛮一系,起源于鄂西北地区。《后汉书》记载:“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晋中兴书》也称:“巴氏之子务相,乘船而浮,众异之,立为廪君,子孙布列巴中。”可知世代崇尚白虎的廪君巴人,也有支系北上来到大巴山地区,与板楯巴人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共处格局,共同创造了特色鲜明、灿烂辉煌的巴文化。LOGO中线条化的虎形,明快生动,精、气、神十足,呼之欲出;虎形由两个变幻巴字构成,既有二人欲舞又止之韵味,又涵巴人各族群支系团结和谐的深意。

  巴人文化之巴人飞天

  巴中等大巴山地区是早期道教——五斗米道的发祥、流行之地,五斗米道源于巴蜀地区古老的仙道文化,炼丹服食、长生不老、羽化升仙乃当地源远流长的传统信仰,高峻的山岳及其上参天的大树,则是修炼者藉以登天成仙、飞赴仙国的天梯,此即古人所谓“人在山上曰仙”。LOGO中板楯巴人持矛挥剑,联袂曼舞,青云直上于日月所经之天宇,形象地再现了上述古老的信仰传统,也寄托了历代巴人追求幸福的美好愿景。

  巴人文化之米仓神兵

  横亘在四川省巴中市和陕西省汉中市之间的米仓山,既为大巴山脉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一道天然屏障;自古以来穿越其间山谷的米仓蜀道,就是连接中国南北、把四川盆地与中原紧紧维系在一起的战略通道。LOGO中凌空执楯舞剑的武士,象征着历史上为了保护千年古道,抵御进犯,骁猛异常的板楯巴人,犹如天降神兵,驻守在号称蜀门秦关的米仓山古道网络的各个险峻路口,勇敢捍卫着四川盆地和大西南地区。

  巴人文化之将军蔓子

  相传东周后期,巴国有乱,巴将军蔓子向楚王请求援军,许诺以三座城为报偿。楚王出兵平定巴国之乱后,派使者前来索城。将军蔓子敬谢道:托楚国之福,巴国祸乱得以平息,但巴国的城邑不可割让,请允许我改以自己的头颅,来敬谢楚王吧。说罢,“乃自刎,以头授楚使”。使者回报后,楚王大为感叹:“如我能有巴蔓子一样的忠臣,还要城干吗!”遂以上卿之礼隆重安葬巴蔓子之头;巴国也以上卿之礼安葬其身。LOGO造型,正是取巴将军蔓子献首成仁、忠勇爱国之义。

  巴人文化之板楯勇士

  古代大巴山区的巴人英勇善战,尤其以善于在战斗中使用一种木制盾牌而闻名天下,因而史称板楯蛮。相传板楯系用大巴山区异常坚硬的青冈木制成,或称彭排、旁排、须盾,有的还蒙上犀牛皮而又名犀楯。在战场上,板楯勇士均一手执楯,一手持巴人特有的柳叶形青铜剑,相互亲密配合,列为战阵,前歌后舞,气势若虹,令敌军闻风丧胆,战功卓著而名垂史册。LOGO形象刚健勇武,板楯巴人文化的特色鲜明,画面生动难忘。

  巴人文化之秦巴会盟

  根据《华阳国志》、《后汉书》的记载,秦昭王时奖励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射虎勇士,并减轻巴人税负刑罚后,“乃刻石为盟约,复夷人(板楯蛮巴人)顷田不租(不收田租),十妻不算(无人头税),伤人者论(按伤害程度处罚),杀人者雇死倓(tan)钱(赎罪钱)。盟曰:‘秦犯夷,输黄龙(珑)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夷人安之。”盟约规定了优惠的民族政策。这次著名的会盟,加强了秦巴之间的政治联系,加深了秦人代表的中原文化和族群,与巴人代表的西南地区文化和族群的融合,对我国古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LOGO形象地再现了盟会场景,反映了这一历史事件的重要意义。

  巴人文化之巴人射虎

  《华阳国志》等史籍记载,秦并巴蜀后不久,秦、蜀、巴、汉境内有白虎横行肆虐,先后伤害千余人,秦昭王“乃重募国中有能杀白虎者,邑万家,金帛称之”。重赏之下,板楯蛮巴人“廖仲药、何射虎、秦精等,乃作白竹弩,登楼射杀白虎,一朝患除。”廖仲药等板楯蛮勇士因而立下大功,秦昭王通令嘉奖,并大幅度减免了巴人的赋税,减轻了巴人违法时的刑罚。LOGO形象地刻画了历史上广为传颂的巴人射虎生动情景,反映了板楯巴人的勇敢智慧和精湛射技。

  巴人文化之巴渝舞

  巴渝舞为举世闻名的古代军事舞蹈,合实战、体育、娱乐、音乐、歌舞为一体,由生活于古代渝水亦即渠江流域巴中等地的巴人板楯蛮族群创作并世代传承。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武王伐纣之役,板楯蛮为先锋,“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殷人)前徒倒戈”,即使得殷纣王的先头部队反戈起义,全军崩溃,殷商灭亡。秦汉之际,板楯蛮“亦从(汉)高祖定秦有功,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华阳国志》)从此,巴渝舞从民间跻身宫廷,由下里巴人一跃为阳春白雪,成为历史上仅有的朝野雅俗共赏、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瑰宝。LOGO以史籍记载为依据,参考巴中市文化部门近年来接续传统重新排演的巴渝舞设计而成,反映古老的巴渝舞,正在迅速成为大巴山区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中的奇葩,可谓地方文化建设盛举。

  巴人文化之巴人脸谱

  古代巴人能歌善舞,歌舞之时,要戴各种各样的面具,极具神秘性,上以慰藉神灵,下以祈福苍生。LOGO所示巴人脸谱,是以甲骨文、金文和大小篆等古文字的“巴”字形体为基础,并综合各种古老的脸谱,提炼而成的,既像人的脸面之线条,又内涵多层寓意:(1)眉间之凸起犹如秦巴会盟的丰碑,象征巴中作为秦巴山区中心城市应承担的时代责任。其所连两侧则为变型古文巴字,既像两人携手歌舞的婀娜身姿,有板楯蛮能歌善舞之意趣,又象征着巴人对外凝心聚力、对内和谐友爱的团队精神。(2)眉间之凸起象征巴山耸立,体现了巴中典型的地理特征。其所连两侧则为变型古文巴字,象征巴人古老的图腾“巴蛇”,也象征河流自巴山发源沿米仓古道两侧之大小通江河、南江河流淌巴中大地汇聚渠江,滋养着巴人活动区域,代表了巴中人杰地灵。(3)眉间之凸起象征巴中天域,其所连两侧则为变型古文巴字,象征巴人同心同力奋力拼搏,开创巴中新天地。所示脸谱之双目代表390万巴中人民见证巴中进入新世纪,聚焦新巨变。整体贯穿巴蜀文化之川剧“变脸”之魂,寓意巴中嬗变、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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